| 学习、研究服饰史，具体一点来说，在方法上充分注意到了以下三点：
第一，在材料的来源方面。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中，像《汉书》、《后汉书》、《晋书》、《新唐书》等诸多正史中，有专门的《舆服志》或者《车服志》，专门记述历史时期的服饰制度，这无疑是我们研究服饰史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材料来源，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历代正史中的《舆服志》，或者《车服志》之类，大都只介绍和记载了有关朝代的服饰制度，特别是所谓的官服形式和具体规定，对于民间服饰可以说只字未提，至于地区间的差别，民族的差别，性别的差别，更无从谈起。这种状况，对于我们研究服饰史来说，是不可能系统全面的。其实，有关服饰史的材料，除了所谓的《舆服志》或者《车服志》以外，在各种文献中可以说俯拾即是。大略而言，专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类书汇编，如《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御览》、《渊鉴类函》；有关名物著作，如《古今注》等中，均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和考述；浩如烟海的地方志材料中，更是对各个地区的服饰特点辟有专门的章目。此外，还有历代不少关注服饰的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或有专门著作，或散录于某些文集篇章之中，均是十分重要的文献材料，只要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搜罗、钩沉、爬梳、诊证，历代服饰状况是可以比较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不过，这里还要提醒读者的是，由于文献材料特别是愈古的文献材料，对有关服饰的记述往往文字晦涩难懂，动辄出现理解的错误。为了克服和避免这一局限性，我们认为仅仅依靠文献材料还远远不够，好在我们有着十分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和传世的许多图片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增加直观感。这一点可以说是笔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努力注意的，惟有如此，才能做到材料的全、真、准。
第二，服饰史在整个专门史中，可以说有其显明的特点，那就是它不仅可以进行定性的文字描述，而且还可以量化。在我们今天看来，服饰的加工制作，是不可能离开量的概念的，这一点是古今相通的。量的概念在今天的重要性，反映在服饰史的研究中无疑也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也许有人要问：在文献材料中，有关历史时期服饰的材料颇为罕见，如何进行量的分析呢？我们认为：将历代服饰进行量的分析，借此反映出其量的内涵，是基本可以达到目的的。一方面，在历代的文献材料中，有不少关于服饰大小、长度的零碎记载，我们需要注意的只是历代的度量衡制度的变化。另一方面，传世的图片，考古资料中的实物，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如上衣和下裳的比例，人体的高度等。总之，在量的分析基础上，再进行定性分析，会有助于结论的准确性。
第三，唯物主义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不错，只有通过比较，亦即纵的比较和横的比较，才能找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时代的异同点。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将尽可能采用比较研究的手法。从前后比较中，找出服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渊源关系并分析其流变。在横向的比较中，分析出地区和民族服饰文化的差异性，证明中华文化的多彩多姿。 |
